夜讀九江丨（鉤沉）江州義門陳始祖陳伯宣 （二）
■ 陳杰敏
往時冠蓋如流水 敦修儒術(shù)以修身
（接上期）百度百科上說陳伯宣生于824年，卒于890年，號希夷。陳氏族譜上沒有說明他的生卒年考，只載：陳闊，字伯宣，名主敬，號希夷，晚年號真隱先生。前文已介紹陳伯宣其人自幼敏而好學(xué)，博涉經(jīng)史，愛好僻靜，且家學(xué)淵源深厚，成年后與馬總交好，隨馬總游廬山并隱居在圣治峰龍?zhí)陡C，不關(guān)世事，只一門心思注《史記》。
那么，憑陳伯宣的聲望和才華，他為什么不去京都博考功名為國效命，而是埋頭注《史記》呢？我想不外乎以下幾點緣由：
其一，作為陳霸先的后裔，對朝代更替之理，時勢勃興之道，陳伯宣比常人有更多的領(lǐng)悟。也造就了他淡泊名利，愛好僻靜，專注思考的性格。
其二，他的爺爺為官清正，為民請命，嚴(yán)懲豪猾，到頭來卻落得命喪黃泉，父親避難他鄉(xiāng)；加之馬總遭官場肖小構(gòu)陷，被貶煙瘴之地，險些性命不保，讓陳伯宣看到其時世風(fēng)不古，官場黑暗。
其三，陳伯宣身處中晚期的唐朝，正是軍閥割據(jù)，宦官專權(quán)，前已有甘露之變，后將迎黃巢作亂。此時的陳伯宣似乎已感到山雨欲來，大廈將傾。
受上述種種因素和環(huán)境的影響，加上陳伯宣飽讀經(jīng)史，思考不斷，對歷史規(guī)律，社會現(xiàn)象，人生過往皆有自己獨到的認(rèn)識和理解，因而也就看淡了功名利祿。然而，作為一名飽讀士子，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他一刻也不曾泯滅。既然山雨欲來，大廈將傾，朝政混亂，官場污濁，他不能立身官場立功于國，那只有隱身山林，繼往世絕學(xué)，著書立說，為再開萬世太平，立言于世，警醒后人。
我想，這便是陳伯宣隱居廬山注《史記》的初心吧。
眾所周知，《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jì)傳本通史，被人們稱為信史，由西漢武帝時期的司馬遷花了13年時間所寫成的一部煌煌巨著。全書共一百三十卷，約五十二萬六千字，內(nèi)容包括十表、八書、十二本紀(jì)、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記載了上起中國上古傳奇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共三千多年的歷史。它包羅萬象，而又融會貫穿，脈絡(luò)清楚，“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太史公自序》)，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與《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對后世史學(xué)和文學(xué)的發(fā)展都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其首創(chuàng)的紀(jì)傳體編史方法為后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它還是一部后人公認(rèn)的優(yōu)秀文學(xué)著作，其價值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而唐朝，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文化最繁盛的時代，唐詩不但代表中國文學(xué)的高峰，學(xué)術(shù)爭鳴也異常開放，富有成果。雖然，漢代的劉向、楊雄等人皆稱司馬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zhì)而不俚，其文值，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謂之實錄。但到了唐朝，卻有不少學(xué)人、史家對《史記》都有自己的看法。其中代表性的看法認(rèn)為司馬遷“其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則先老黃而后六經(jīng)，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jìn)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边€有一種看法認(rèn)為“太史公紀(jì)事，上始軒轅，下訖天漢，雖博采古文，及傳記諸子，其間殘缺蓋多，或旁搜異聞，以成其說，故事核而文微，是以后學(xué)者多所未究。”直至南宋，仍有學(xué)者對司馬遷所著《史記》提出質(zhì)疑或置微詞。如《王應(yīng)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太史公百十三篇，十篇有錄無書。以張晏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記，或其篇俱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也。其一曰：景紀(jì)此其篇具在者也，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其二曰：武紀(jì)十篇，唯此篇亡衛(wèi)宏漢，舊儀注司馬遷作本紀(jì)，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之去，衛(wèi)宏與班固同時，是時兩紀(jì)俱亡。今景紀(jì)所以復(fù)出者，武帝末毀其副本也。其三曰：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其書具在，但前闕敘。其四曰：《禮》書其敘具在，自禮由人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五曰：《樂》書其具在，自凡音之起，而下草具未成者也。其六曰：《律》書其具在，自書曰七政二十八舍，而下則草具未而成者也。其七曰：三王世家其書俱亡，然敘傳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則其所載不過奏請及策書。其八曰：傅靳蒯成列傳，此其篇具在，而無釗缺者也。張晏乃謂褚先生所補，褚論附《史記》者甚多，試取一二條與此傳并觀之，則雅俗工拙自可了矣。
也許是由于以上種種觀點盛行（有些是學(xué)術(shù)之爭，有些屬觀念之爭），為正本清源，陳公伯宣握起了如椽大筆，枯坐深山，注起《史記》。
陳伯宣認(rèn)為：今夫史者，其得失之林乎。百世而上評于史，而史則評于百世之下，史何容易哉？說者以古帝王右史記言，左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司馬遷兼之，故名為《史記》。《史記》本之《尚書》，而詳于《春秋》，《史記》所采其文其事，戰(zhàn)國以前非惟孔子所不取，而傳語之所遺者，皆窮搜而博訪傳之，以年語之，以國而論其世，各得其一體，遷則勒而為五，以訖于天下，尚未盡善。
陳伯宣坦言：今人常譏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jīng)，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jìn)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后世愛遷者，多以此論，予謂不然。遷特感當(dāng)世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于書，有所激而為此言耳，非其心之誠然也。當(dāng)武帝之時，表彰儒術(shù)而罷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nèi)凋弊，反不如文景。尚黃老時，人主恭儉，天下饒給，許旨輒下。吏誅而當(dāng)刑者得以豁免，遷之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賄自贖，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進(jìn)奸雄者，蓋遷嘆時無朱家之論，不能脫己于禍。故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耶？其羞貧賤者，蓋自傷特以貧，故不能自免于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非空言也。固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陳伯宣注曰：莊子之文善用虛，以其虛而虛天下之實。太史公之文善用實，以其實而實天下之虛。又曰：《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且太史公所擅秦漢以來文章之宗者，何惟以獨得其解云爾？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斗，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養(yǎng)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蓋觀其風(fēng)調(diào)，溢其美者，隱而彰；懲其惡者，直而寬；賤其夷者，簡而明；防其僭者，微而嚴(yán)。是皆合乎圣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與也。
陳公伯宣之注不偏不倚，如擊黃鐘大呂，一時引起朝野共鳴，仕林無不服其宏論，連后來被尊為亞圣的朱熹對陳伯宣也是頂禮膜拜，稱其為“著作奇才，海內(nèi)文宗。”
陳伯宣注論語驚服當(dāng)朝，皇帝屢次下旨，征調(diào)其入朝大用，然其志不在官，屢征不就。最后，朝廷也只作出姿態(tài)，給了陳伯宣一個著作郎的封號。
義門陳至今還保留這樣一副題聯(lián)：
鹽官令逢亂世避難泉州仙游，
著作郎忌宦海隱居廬山龍?zhí)丁?/span>
（未完待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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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左丹
責(zé)編：許欽
審核：姜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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