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讀九江 | 我與新聞學家方漢奇的往事
我與新聞學家方漢奇的往事
■ 胡榮彬
2024年11月8日是第25個記者節(jié)，我想起了為收集徐寶璜、黃遠生的資料，與新聞學家方漢奇教授交流的往事。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方漢奇，是蜚聲中外的新聞學教育家和學者。多年來，這位老教授一直跟我保持書信聯(lián)系，并親切地為我的作品題詞。方漢奇教授寄給我的20多封信件里，凝聚了他大量的學術(shù)心血，具有重要的學術(shù)價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王潤澤教授曾說，“所有的求助在先生那里都有下文。提攜后人是他的習慣。學術(shù)之最高境界為‘至善’，是道德文章的高度統(tǒng)一。在方先生這里，我看到了這樣的統(tǒng)一，他樹立了‘學者標桿’。”
一
20世紀80年代初，我是個集報愛好者。因收集的報紙漸多，我慢慢知曉在中國新聞史上，有兩位被載入《辭?！返木沤宋?，他們分別是“中國新聞學的開山祖”徐寶璜和“中國新聞通訊的創(chuàng)始人”黃遠生。在中國新聞史上，他們是先驅(qū)，是不可遺忘的人物。
徐寶璜（1894～1930），字伯軒，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學畢業(yè)后，留學美國，回國后曾任北京《晨報》的編輯，繼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校長室秘書。徐寶璜是中國新聞界的開山鼻祖，他的身上有太多“第一”：第一個在大學講授新聞學課程的人、第一個參與創(chuàng)辦新聞學研究團體的人、第一個出版新聞學專著的人、中國新聞教育界第一位大師。1916年從美國留學回國后，徐寶璜先是在北京的著名報紙《晨報》擔任編輯。次年，23歲的徐寶璜被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聘任，成為北大最年輕的教授，教授英文，并擔任校長秘書。1918年，徐寶璜與蔡元培一同成立了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這是中國第一個系統(tǒng)講授、集體研究新聞學的團體，也是中國新聞學教育和研究的起源。研究會創(chuàng)辦新聞刊物《新聞周刊》，徐寶璜擔任編輯主任，這份刊物采用西方更為通行的橫排版式，是中國第一本新聞學刊物。1919年12月6日，《北京大學日刊》發(fā)布《〈新聞學〉本日午后出版》，宣布徐寶璜編撰的中國第一部新聞學教材及專著《新聞學》正式出版發(fā)行。這是中國學者撰寫的第一部新聞學專著，涵蓋了徐寶璜先生的主要新聞思想。
黃遠生則是中國現(xiàn)代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記者。出生于江西九江的黃遠生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批進士。黃遠生不肯為出仕，最終選擇東渡日本，進入日本中央大學學習法律。學成歸來黃遠生本不愿踏足官場，但此時清廷施行新政，推行法制，這使內(nèi)心充滿抱負的黃遠生看到了希望，于是他以進士兼留學生的雙重身份進入郵傳部，任員外郎。然而時局不濟、民生凋敝、國事彌堅、官場愈發(fā)黑暗、人心愈發(fā)渙散，黃遠生開始清醒，他終究不甘于“以極可愛之青年之光陰，而潦倒于京曹”，于是選擇投身新聞界，成為一名職業(yè)記者。黃遠生的新聞通訊主要作于任《時報》駐京特約記者期間，黃遠生共有論說、通訊、時評和雜著四類文章共237篇，其中通訊占有168篇。他為《時報》采寫“北京通信”約170余篇，平均每月發(fā)表11篇，數(shù)量相當可觀。黃遠生善于分析熱點事件，文章見地深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黃遠生的通訊是當時社會的一面鏡子”，從民生疾苦到官場時局，時人讀了他的通訊即可了解時局動態(tài)，而且不偏不倚，獨立自主。黃遠生是動蕩時代的一個傳奇，是中國首位走上新聞職業(yè)化道路的人物，被譽為“中國第一個真正現(xiàn)代意義上的記者”。他的新聞理念對今天的新聞事業(yè)發(fā)展依舊具有借鑒意義。
新聞史研究既是對過去新聞工作的總結(jié)，也是對新聞工作經(jīng)驗教訓(xùn)的深入發(fā)掘。身為中國新聞史學會的首任會長以及當代中國新聞史學泰斗和集報先驅(qū)，方漢奇主持編著了《中國新聞事業(yè)通史》和《中國新聞事業(yè)編年史》兩部中國新聞史學巨著，全景式地勾勒出上至唐代，下至現(xiàn)代1200多年間中國新聞事業(yè)的發(fā)展圖畫，極大地提高了中國新聞史學研究的國際地位。方漢奇教授也對徐寶璜、黃遠生深有研究。
我與方漢奇教授結(jié)識純屬偶然。一次，我偶然從1994年3月24日的《人民日報》上看到北京舉行紀念徐寶璜誕辰百年座談會，立即致信座談會的主辦單位，咨詢相關(guān)的會議資料。后來，我的信件轉(zhuǎn)到了方漢奇會長手中。他親切地給我回信，詳細答復(fù)會議情況，并為我寄贈了會議資料。信中，方漢奇提及徐寶璜墓，但不知詳情。我曾收集多種介紹徐寶璜生平的資料，也收集過許多九江名人的史跡、墓葬等方面的資料，均未提及徐寶璜墓的消息。
徐寶璜英年早逝，他的事跡已漸漸被人淡忘。他七歲離開九江，但仍為家鄉(xiāng)作出過不少貢獻。據(jù)悉，身為著名的居京贛人，學界代表，每當本省權(quán)益受到損害時，徐寶璜都會和同鄉(xiāng)們一起在京城為家鄉(xiāng)站臺，向政府請愿。
徐寶璜去世后，歸葬故土。能找到徐寶璜墓，讓全國各地新聞、文化等各界人士悼念、瞻仰，是件非常有意義的事。
我寫信咨詢徐寶璜四子徐厚舜老先生，當時住在南京的徐厚舜先生告訴我，他只知道墓在九江，說不出具體位置。多年前，徐厚舜曾回到九江掃墓，可每次都是由他在九江的表兄蔡報海陪同。我又找到蔡報海的住處，上門詢問。年近八十的蔡報海此時臥病在床，只能為我提供徐寶璜墓的大致方位。
為了找到徐寶璜墓，我多次騎自行車到九江市廬山區(qū)（現(xiàn)濂溪區(qū)）虞家河鄉(xiāng)尋找，終于在魯板村一山林中找到了徐寶璜墓。我仔細研究碑文，陸續(xù)找到相關(guān)的長者回憶徐寶璜下葬的往事，最終確定該墓確系徐寶璜的墓。
1995年3月30日，我采寫的消息《九江發(fā)現(xiàn)新聞前輩徐寶璜墓》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北京、上海、南昌、九江等地的10多家報紙也轉(zhuǎn)載了這篇報道。方漢奇教授及相關(guān)專家非常關(guān)注此事。此后，我多次致信方漢奇教授，與他討論將徐墓申報為文物保護單位，分析《徐寶璜像贊》原文，為《九江古今名人業(yè)績展覽》和《九江古今名人傳》題詞等事項。方漢奇教授工作十分繁忙，可他每次都認真地給我答復(fù)。1995年4月19日寄給我的回信，是他在赴上海講學的臨行前夕趕出來的。1995年10月20日的回信，是他從香港講學回京后寫的。方漢奇教授的關(guān)心和熱情的鼓勵，使我非常感動。
1997年，當我獲悉徐寶璜住在臺灣的三子徐友陶先生想維修父親的墓時，便提議以中國新聞史學會的名義在徐墓前建立徐寶璜紀念碑，并請方漢奇教授撰寫碑文。此事雖一波三折，但因有方漢奇教授的鼓舞，最終于1999年初完成。為此，我寫的《徐寶璜紀念碑在九江建成》的新聞刊登在1999年4月1日的《中華新聞報》，新聞被北京、上海、臺北、南昌、九江等地10多家報刊轉(zhuǎn)載。方漢奇教授為徐寶璜樹碑立傳一事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他卻在信中給了我很多鼓勵：“榮彬同志，寄來的徐寶璜紀念碑及碑文兩幅照片均已收到。至此，為徐寶璜樹碑立傳之事，終于畫上了圓滿的句號，可欣可慰。自95年發(fā)現(xiàn)徐墓，至98年為徐先生樹碑紀念，你出力最多，貢獻最大，可欽可敬、可佩……”
經(jīng)過進一步探索，我又發(fā)現(xiàn)了徐寶璜的墓志銘及徐父、徐母和他妻子的墓，并找到了徐寶璜故居等遺跡。經(jīng)過我和有關(guān)同志的多方努力，九江市政府批準公布第三批文物保護單位，徐寶璜墓名列其中。此時，《九江市志》和《廬山區(qū)志》正在編纂，我向編輯提供了徐寶璜的資料。2004年出版的《九江市志》第四冊和同年出版的《廬山區(qū)志》均記載了徐寶璜的傳記以及墓和紀念碑的相關(guān)資料，徐寶璜也永遠地留在了九江人民的心中。
二
2006年是方漢奇教授八十大壽。2006年2月26日《光明日報》上整版刊載了專訪《方漢奇：冷門做出熱學問》一文。同年12月24日，《光明日報》等報紙均報道了《方漢奇從教55周年教學思想研討會舉行》的文章。研討會上，中國新聞、教育、史學等200余名相關(guān)專家高度評價了方漢奇教授的一系列重大學術(shù)成就，并作深入細致的研討。
2008年10月27日《人民日報》刊載了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成立90周年研討會召開的新聞。會上，方漢奇教授高度評價徐寶璜為中國新聞史所作的開拓性貢獻。會后，方漢奇教授委托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中國新聞史學會秘書長鄧紹根來九江拜謁徐寶璜墓。
同年11月4日，鄧紹根來九江，此時正是記者節(jié)前夕。當時，徐寶璜墓前水泥路剛竣工。這條路是由徐寶璜孫子徐伯言先生出資新建的。我靈機一動，立即與九江日報社的宋小勇、徐金前等人組織策劃，在九江日報社舉辦了紀念徐寶璜史料展覽座談會。展覽會上，展出了徐寶璜的著作、報紙資料及方漢奇教授的信件等一百余件史料。參會人士與鄧紹根教授一起拜謁了徐寶璜墓。
《九江日報》刊發(fā)了此次活動的系列報道后，我把相關(guān)資料寄給了方漢奇教授。方漢奇教授高興地給我回了信。不久，北京大學出版社再版了鄧紹根編的《徐寶璜新聞學論集》，將此次展覽中的徐墓等資料照片編在書中。2016年版《九江市志》的第四冊“報紙章”中，也記載了此次徐寶璜史料展覽會的事情。2019年6月10日，《九江日報》“創(chuàng)刊70周年特刊”中，也將此次展覽會的相關(guān)資料錄入其中。
2011年10月18日，我來到中國人民大學，拜訪神交已久的方漢奇教授，與他交談了很多九江籍新聞界、教育界的名人往事，并向他匯報了我對徐寶璜、黃遠生的紀念研究情況。我將新出版的《紀念許德珩文集》贈送給方漢奇教授時，與他共同回憶了許德珩先生。其間，方漢奇教授為我題字，并贈送我一套《中國新聞事業(yè)通史》。這套書有厚厚的三大本，書中有方漢奇教授認真寫下的筆記和眉批。
臨別時，我拍下了方漢奇教授家里的照片。他的客廳、書房和過道處，擺滿了各種新聞類書籍。2019年1月23日，《人民日報》上刊發(fā)了許文心拍攝的方漢奇書房的照片。據(jù)說方漢奇教授的書房收藏了我國兩百年的新聞史。他也是收藏中國新聞史書、報刊最多的人。
2024年8月，為慶祝中國集報活動40周年，中國報業(yè)協(xié)會集報分會四屆三次常務(wù)理事擴大會在杭州召開。我懷著激動、期盼的心情參加了會議。會上展示了方漢奇題寫書名的文集《集報，我們一直在路上》，里面有一篇彭援軍撰寫的文章《陪方老逛潘家園》。文章中介紹了2024年6月10日，98歲高齡的方漢奇教授，興致勃勃地逛北京潘家園收藏市場，觀看清代老報紙一事。這次盛會上，多位學者提出關(guān)于方漢奇研究的多項議題，如籌建方漢奇研究組織，籌編《方漢奇集報文集》《方漢奇書信集》《慶祝方漢奇百歲大壽文集》及組織相應(yīng)活動，讓全國報友深受鼓舞。
三
多年來，我收藏了很多方漢奇教授及徐寶璜、黃遠生的資料。如2001年9月5日《人民政協(xié)報》上，由韓輝撰寫的《方漢奇：書寫新聞史的精彩篇章》一文；2016年1月7日《人民日報》副刊版頭條，由陳昌鳳撰寫的《新聞史家方漢奇，筆走千秋》一文；2018年10月26日《光明日報》上，張慧瑜撰寫的《中國新聞學的搖籃》一文。該文主要闡述了徐寶璜首創(chuàng)新聞學的巨大歷史貢獻；1991年11月8日《光明日報》和11月23日《人民日報》載發(fā)了我在九江發(fā)現(xiàn)記者黃遠生墓的文章；1992年11月14日的《人民日報》發(fā)表了我撰寫的《黃遠生家譜中發(fā)現(xiàn)朱熹佚文》一文。
2005年11月9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發(fā)了我組織舉辦杰出記者黃遠生史料展覽的圖文報道。這篇報道還引起研究黃遠生的專家——甘肅蘭州魯正葳女士的重視，她將展覽照片編入《報界奇才黃遠生》一書的前頁。近年，我應(yīng)邀參與柴桑區(qū)黃遠生研究會的創(chuàng)建、《黃遠生研究》雜志的創(chuàng)辦、黃遠生故居的修復(fù)、黃遠生石雕像的樹立等事宜。每次，方漢奇教授都熱情地以書信等方式支持、鼓勵、指導(dǎo)我。
多年來，我熱衷收集跟新聞有關(guān)的文物、建筑、墓葬，參觀各地的報紙收藏館。這些內(nèi)容在《中國新聞事業(yè)通史》中不多，只有一些報館的所在地被大略地提及。于是，我撰寫了《從九江發(fā)現(xiàn)徐寶璜墓到建議開展全國新聞史跡普查》，從13個方面談及普查的意義，提供相關(guān)方法，介紹九江的個案，其中，也包括方漢奇教授給我的一些書信。2016年11月，此文入選中國新聞史學會主辦的“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學術(shù)論壇”，并編入該會文集出版。主辦方邀請我到南京師大參會發(fā)言，能參加此會，是對我多年集報和考察田野新聞史跡的巨大鼓勵，也是激勵我不忘初心，努力前行的動力。
2016年12月14日的《光明日報》上刊載書香中國系列公益廣告，方漢奇教授的照片占據(jù)了半個版面。2016年4月23日是第21個世界讀書日，《光明日報》次日發(fā)表了整版讀書日專題內(nèi)容。上半版是各地讀書日活動的文字報道，下半版是書香中國系列公益廣告。公益廣告的圖片中，方漢奇教授站在書架前，旁邊是他的題詞：“書到用時方恨少！”作為新中國資歷最深、教齡最長的新聞史學家，方漢奇教授在新聞史教學研究領(lǐng)域奮斗了70余載。方漢奇執(zhí)著守望新聞事業(yè)，辛勤培育新聞人才的精神對我們是一種巨大的號召與鼓勵。
參加學術(shù)論壇后，我回到九江興奮得難以入睡。我不停地思考，還能為新聞工作做些什么。我與集報藏書界的師友們交流討論后，大家贊同我籌建九江藏書協(xié)會的想法。
經(jīng)過兩年的籌建，2018年4月22日，恰逢世界讀書日前夕，九江市職工藏書協(xié)會在九江文化宮成立。
文獻典籍是數(shù)千年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載體，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國現(xiàn)存古代典籍體量巨大，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民間藏書。民間藏書歷來是中華民族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到當代仍舊有許多藏書家延續(xù)了這一文化傳統(tǒng)，古籍收藏與鑒定工作在民間也開展得風生水起，有聲有色。協(xié)會的成立團結(jié)了廣大民間藏書愛好者，挖掘、整理、研究了九江豐富的人文資源，注重保護性傳承，對以九江地方文獻為主的大量民間藏書，進行打撈、摸底、匯總書目，凝聚成九江文化的新元素，助力作為民族記憶、精神家園的古籍文獻在潯城脈脈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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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方旬瑜
責編：鐘千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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