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讀九江丨（講述）一條毛巾
一條毛巾
■ 景玉川
家鄉(xiāng)的小城正在進行改造，故居所在的舊街東大街也在其中。臨街的房間被要求全部騰空，匆匆收撿中，我見三樓角落里有一只舊鐵皮箱，忙將它拎起與需要保存的物件放在一處。這只小鐵皮箱跟隨我?guī)资?，從十幾歲當“知青”，到后來上礦山、進工廠、上大學……一直到我結(jié)束了單身生活。成家后由于購置了書桌、書架、衣柜，我便冷落了那只小箱，調(diào)動工作時將它留在了縣城老家。
小鐵皮箱里存放的，應當是當時認為值得保存的東西。打開一看，果不其然，里面有幾十年前的師友們寫給我的信件，我的小說手稿，還有20世紀80年代初文學刊物所發(fā)文章的樣刊，練習書法的字帖趙孟頫《漢后將軍趙充國頌》……每一件物品都附載著一樁往事，都能牽出一段回憶。鐵皮箱里還有一條普通毛巾，毛巾一頭印著一圈紅色的小字：“一九八一年衛(wèi)生先進 獎 九江地區(qū)愛衛(wèi)會”。
毛巾從來沒有用過，但放了40多年，雖然是存放在封閉的箱子里，歲月也使它變得很舊了。
這是父親的遺物，也是他一生獲得的唯一一次表彰時所得的獎品。當時他好像沒有參加領(lǐng)獎會，是選區(qū)（現(xiàn)在稱社區(qū)）工作人員送上門的。
父親是個卑微的人，沒有工作單位，以前開過店鋪。“公私合營”后，他讓母親去“公私合營”的合作商店當營業(yè)員，自己擺個修理電筒、鋼筆的小攤。母親月工資18元，他的收入應更少，我兄妹六人，家里的生活拮據(jù)可以想象。我上中學時是一個充滿革命氣息的年代，擺攤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會被人瞧不起。我們也覺得父親落后，趕不上時代，作為子女，也跟著被人輕視。對孩子來說，家庭困難可以克服，最難堪的是他人輕蔑的眼光，但“出身不由己”，作為晚輩又沒有辦法。所以我們只能忍屈受辱，在出身好的人面前處處低人一等，抬不起頭來。
“文革”中掀起了下放農(nóng)村的高潮，不僅大、中學畢業(yè)生與機關(guān)干部要下放農(nóng)村，城市自由職業(yè)居民也要下放農(nóng)村。這時，母親已被“合作商店”清理回家，父親的小攤更是生意清淡。種種跡象表明我們家要被下放農(nóng)村了。果然，一天家門外響起鑼鼓聲，是居委會組織人敲鑼打鼓送“喜報”來了：父母和兩個未成年的弟妹被通知將“光榮”地下放農(nóng)村。與“喜報”一同來的還有每戶下放居民都有的禮物：一幅一尺見方的長方形鐵皮畫，鐵皮上印的是那個年代印制最多的油畫“毛主席去安源”。畫兩旁還有兩行紅字：“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蔽蚁耄焊改概c弟妹之所以被下放農(nóng)村，也許就是由于擺攤單干的父親，在那個年代屬于底層的“社會閑散勞動力”，當然被視為“吃閑飯”的人。
在縣城，弟妹賣茶，父親擺攤，一天還能掙上幾毛錢，當將這二老二小四個不會農(nóng)活的人送到農(nóng)村，他們還真的成了“吃閑飯”的人。那時全家住在一間祠堂里，父親在生產(chǎn)隊打鐘，早、中、晚通知社員開工收工，每天記兩分工。母親小腳，不能出工；弟妹年幼，不能掙工分。他們下鄉(xiāng)后，父親每天掙的兩分工自然抵不了一家四口的口糧錢，確實給當?shù)剞r(nóng)村貧下中農(nóng)帶來了負擔，生產(chǎn)隊長常常惡語相向，說這一家人就應該餓死！幸虧我有一個族兄在大隊當民兵連長。在他的幫助下，盡管每次領(lǐng)取口糧都是在喃喃的罵聲中，但總算能艱難地延續(xù)生命。那時，我和兩個妹妹都下放在別的公社當“知青”，不到年底，是沒有錢拿來給家里買口糧的。記得父母下放的那年年底，家里又為領(lǐng)口糧發(fā)愁，恰巧那天我回來了，帶來了領(lǐng)到的幾十元錢，及時化解了危機……日子就這樣煎熬著打發(fā)。幾年過去，終于等到了落實政策，全家返城回到舊居的那一天。
回城后，父親照樣擺攤修電筒修鋼筆，收入盡管很少，但比在鄉(xiāng)下打鐘還是要多一點。這時我已在礦山當上了工人，有了工資，可以接濟家里。再后來，改革開放，恢復高考，我們幾兄妹都有了工作，全家的生活也有了保障。父親雖然仍在擺小攤，但不管他收入多少，對家里來說都已無關(guān)緊要。
擺攤之余，父親還有一個習慣，就是掃地。無論在城里還是鄉(xiāng)下，只要一回到家里，他就會拿起抹布抹桌子，拿起笤帚掃地。抹布只是在家里用，掃地他則要從屋內(nèi)掃到屋外，掃過通往大街的長長的小巷，一直掃到大街街口。我家附近有一公共廁所，那時沒有清潔工，掃公廁也被他“包”了下來。那時常有郊區(qū)農(nóng)民或城區(qū)菜農(nóng)到公廁舀大糞當肥料，他們免不了會將糞便污穢弄到地上，給上公廁的人帶來不方便。父親為此常與這些舀糞人吵架。
我們適應了父親的行為，不置可否，也從不過問。倒是母親不止一次地笑話他這種“抹布笤帚不離手”的習慣：你死后，我要在你墳上放一塊抹布，插一把笤帚。
1981年，聽說父親得獎了，是選區(qū)送來的，那獎是九江地區(qū)愛衛(wèi)會頒發(fā)的“愛國衛(wèi)生獎”，獎品為一條洗臉毛巾。我回家后，見到了那條印有紅色“獎”字的毛巾。毛巾雖普通，但對于父親來說，也許意義不一般，因為它顯示了一個時代的變化，父親自己是不可能意識到這些的。
盡管這個獎與獎品在當時也不起眼，有點微不足道。但如果在過去，這個獎絕不會頒給一個擺攤的個體戶，這種職業(yè)在那時被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為當時的革命氣氛所不容；至于數(shù)年如一日志愿掃公廁，掃周邊道路，雖然是做好事，但要看做好事的是什么人，被視為社會閑散人員的落后分子，肯定不能參與評獎；只有改革開放后，時代變了，勞動者身份平等，擺攤的父親才有幸得獎。
不知父親是如何看待他的獲獎。但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所以當時就將這條毛巾放進了我的小鐵箱，誰知一放就是幾十年。
電筒、鋼筆漸漸被淘汰，倘父親尚在，他的小攤也擺不成了。世上的事，就是這樣不斷變化著前進，從物質(zhì)，到意識與風俗。
父親于20世紀80年代末去世。出殯的那天，送葬的隊伍很長?？赡茉从诳h城小，小城里年紀稍大的人多見過這位喜歡掃街的老人，所以愿意送他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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