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讀九江 | 九江歷史上的火災
筆者檢索史書和地方志記載的現(xiàn)九江市所轄區(qū)域發(fā)生的火災，自東漢順帝永和三年（138）到1949年，1800多年時間里共約240余次。按朝代分，東漢1次、西晉1次、南北朝2次、唐2次、宋6次、元6次、明26次、清113次、民國85次。總體上，九江火災記錄主要集中在清中期文宗咸豐帝以后，即19世紀中期進入近代以后。之前的1700多年時間，有記錄的火災僅約占全部記錄的四分之一，后一百年卻占了絕大多數(shù)。
史載火災這樣分布，與古代對災害的認識有關。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寫道：災異“盡生于國家之失?！斐鰹漠愐宰l告之?！被馂氖翘焐駥χ螄д`進行提醒的一種方式，是來自于上天的責罰與警示。一旦宗廟、陵寢、宮殿等象征皇權的地方出現(xiàn)火情，或者國家出現(xiàn)大火災，君王把大臣們召集起來，并不是開會討論救災、賑災，而是“素縞”“祭天”，也就是身穿素色喪服，祭祀上天，祈求庇佑?！渡陥蟆饭饩w二十八年十月十四日報道蓮花池姚姓家起火，很快“附近三百余家盡成焦土，并焚斃男女孩各一口”。九江駐軍立即出兵救火，九江總兵和道臺，一面急懸重賞，一面將各自官帽拋入火中。軍政最高長官向烈火中拋官帽的舉動，其實就是畏懼火災背后那個“神性”的表現(xiàn)。
這樣的觀念，影響了史書的體例，自《漢書》始，災異記錄在《五行志》中，目的是要表現(xiàn)出上天的“譴告”。特別是九江這樣偏隅一方的都市，一旦被史書所記載，一定是大災。如《陳書》載：陳文帝天嘉五年正月二十六日，“江州湓城火，燒死者二百余人”，這是特大火災事故了。
火災常常不被專門記錄，而是在記載戰(zhàn)爭過程或某地、某物的變遷時，出現(xiàn)了火災記錄，如：《晉書·周訪傳》記載，建興三年（315）二月，周訪、甘卓等與華軼水軍在彭澤大戰(zhàn)，“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眾潰，訪執(zhí)軼斬之，江州遂平。”地方志中通常也是這樣，如：《德化縣志》載“大王廟，咸豐三年，粵逆焚毀?！薄逗诳h志》載“城隍廟，咸豐四年，發(fā)逆焚毀?！眱商幎际菫榱擞涗浌沤ㄖ淖冞w，只用11個字，記載了地點、時間、縱火者、災情?！赌喜尽酚涊d萬歷五年（1577）寧州（修水縣）的火災，更是簡潔到只有三個字：“城市火。”
直到近代，科學思想逐漸為國人所接受，災異天降的觀念漸趨瓦解，并被科學認識論逐步取代，進而影響了史書、方志編撰者，災荒文獻記載才漸趨豐富。
近代九江城市發(fā)展居民增加、人口密度上升，導致火災多發(fā)，也是近代九江火災記錄上升的一個重要原因。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晚清近代新聞媒體出現(xiàn)，不僅火災被大量報道出來，火災的過程也被比較完整地記錄下來。如：近代中國有著廣泛社會影響的《申報》，自1883年4月6日至1926年10月21日，43年間，《申報》共用51篇消息或新聞通訊，報道了九江發(fā)生的45次火災，有6篇是對已經(jīng)報道了的火災進行追蹤、補充報道。當年，參與九江火災報道的，還有《時事新報》《申報》《新聞報》《時報》《字林西報》《廣州民國日報》《南京新報》等等。這樣一大批媒體參與，讓更為齊全的史料甚至細節(jié)都得以保存。
古代滅火圖
在240余次火災中，九江市區(qū)有67次，?？炕蛐旭傇诰沤嫔系妮喆蜍O船5次，剩下62次火災發(fā)生在九江城區(qū)。其中，城墻內(nèi)34次，城墻外28次。城墻外包括，西門外23次，市區(qū)放馬場1次，南關外小壩1次，南門口1次，女兒街1次，東門外八里坡1次。西門外主要是西門口、甘棠湖以西，即當時的新壩（今廬山路）、龍開河（今龍開河路）以西地區(qū)?！鞍死锲隆蔽挥诰沤堑臇|南方向，顧名思義，離九江城約八里遠，其實離城已經(jīng)比較遠了。
九江城區(qū)火災以民房起火為主，其次是店鋪，還有一家火 藥庫起火，沒有工廠發(fā)生火災的記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與當時九江城市結(jié)構和消防意識相符合：工廠不多且有防火意識，店鋪的防火意識參差不齊，居民區(qū)建筑材料易燃且疏于防范。
九江現(xiàn)代工業(yè)肇始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這一年俄商在九江始建磚茶廠，次年九江新泰磚茶廠投產(chǎn)，采用水壓機和蒸氣壓力機生產(chǎn)磚茶，標志著九江也是江西近代機械工業(yè)的開始，但后續(xù)發(fā)展乏力。直到20年后的光緒二十年（1894），九江第一家民族工業(yè)工廠九江榮昌火柴廠才開始創(chuàng)辦，廠址在九江城外老馬渡渡口。其后，光緒二十八年（1902）創(chuàng)辦九江肥皂廠，民國六年（1917）創(chuàng)建映廬電燈公司，民國八年（1919）創(chuàng)辦久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九江現(xiàn)代工業(yè)初始四十多年，才僅僅創(chuàng)辦屈指可數(shù)的幾家工廠。當時工廠數(shù)量少，管理者也有一定的消防意識，發(fā)生火災的概率自然就低。
九江商業(yè)得開埠先機，一直居江西領先地位，以致有“江西商務雖省城不及九江”的說法。九江有一定規(guī)模的商人消防意識濃厚，如：徽州人胡逸卿開的長和錢莊，是一進五重大屋，每道大門的天井里，都準備了兩個盛滿水的大水缸，作為消防之用，這種盛水缸古代有個消防專用名稱叫“門?！?，又稱“太平缸”“吉祥缸”。每天晚上還有一雜工打更守夜，防火防盜。在學徒教育中，也有防火內(nèi)容及應對方法，能夠做到時刻防范，即使出現(xiàn)失火，也能夠及時撲滅，不至于釀成災禍。但小商鋪消防意識相對淡薄，引起的火災給九江帶來不少慘痛的教訓。如：《申報》報道發(fā)生在1893年11月27日的一場火災，地處八角市（石）正街的德昌雜貨店，“攜燈取洋油，誤落燈花于油內(nèi)，不及撲滅，延燒洋油箱，以致勢成燎原，殃及鄭新茂香紙店、豫發(fā)祥雜貨店、黃立昌油鹽店、鄒天寶首飾鋪、于福興飯店、玉春園面館、高興肉店、李姓鐵店、羅姓煙館、林姓飯店、肉店、剃頭店、成衣店自八角市亭子下首起至倉巷口止，計店面十四家，皆成灰燼。”
火災的發(fā)生與該地建筑材料也有關系。《九江市公安志》記載：“解放前，九江房屋低矮，均為磚木結(jié)構”?！毒沤献痔枴酚涊d：“當時九江正街兩邊的房子多是木架結(jié)構”。竹木易燃，容易著火，城市房屋建筑又毗連成片，極容易在發(fā)生火災后迅速蔓延擴展，造成“一家失火，四鄰遭殃”的局面。九江城西租界之外，甘棠湖西岸新壩（今廬山路），“矮房瓦屋，櫛比鱗次，均系小本經(jīng)營及肩挑食力者，聚族而居”之地。再往西就是咫尺之隔的龍開河（今龍開河路），龍開河以西之地濱興洲，在民國九江總商會組織開發(fā)之前，就是河灘荒地，竹木搭建的簡易住所，甚至茅草棚，這些易燃物，用火稍不小心，就有可能釀成火災，加上這里居民防火意識更是淡薄，導致這一區(qū)域火災頻發(fā)。
古代消防“水龍車”射程可達到20至30米。
日寇實行慘絕人寰的“三光政策”,圖為侵華日軍縱火焚燒村莊。
起火原因
大概有以下幾類：兵燹之災、大意失火、故意縱火，還有一類就是火災發(fā)生后沒找到起火原因的無名之火。
兵燹之災，也就是戰(zhàn)爭導致的火災約占所有火災的三分之一，顯然與九江所處戰(zhàn)略地位有關。曾國藩在咸豐五年（1855）向皇帝上奏《謹陳水陸軍情折》時寫道：“潯郡據(jù)長江之腰膂，宜有重兵駐守其間”。正如曾國藩所指出的，九江歷代都為屯兵重鎮(zhèn)，也是歷代戰(zhàn)爭的主要戰(zhàn)場之一，導致九江常常被戰(zhàn)火荼毒。
兵燹之災中罪惡深重的是日寇在九江的暴行。日寇滅絕人性地提出：“燒殺以助軍威，搶奪以助軍需”，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占領贛北后，到處燒殺淫掠，無惡不作，發(fā)泄出極端的瘋狂性和野蠻性，給贛北人民帶來空前浩劫。正如《九江人民革命史》所說：“被日軍殺害的無辜百姓，被日軍侮辱的婦女，被日軍搶劫的財產(chǎn)都是無法計算的，日軍在贛北的暴行罄竹難書?！?/span>
影響最大的當屬“江永”輪火災。1926年10月16日凌晨，滿載軍閥孫傳芳部軍需的“江永”輪抵達九江并停泊于江心。6時左右，“江永”輪突然起火，燃燒一晝夜后，沉入江底。事件被天津《大公報》于1926年10月18、19、20、25、26日，進行了連續(xù)報道，當時影響很大的《申報》《新聞報》等報紙也報道了這次事件。當時的報道是，船上士兵因賭博引起斗毆，打倒洋燭，燭火引燃臥鋪棉絮，大火引起彈藥爆炸。多年后，“江永”輪爆炸之謎才被揭秘，原來是國共兩黨地下組織相互合作，幫助國民革命軍先遣隊上船縱火燒船。這次事件，燒死、淹死近1200人，“江永”輪爆炸使得大批軍需被毀，援軍死傷慘重，敲響了軍閥孫傳芳覆滅的喪鐘，為國民革命軍占領九江起到了決定作用。另一次兵燹之災也是《大公報》報道的，1922年8月2日，九江兵變搶劫商戶然后縱火滅跡事件，“焚燒百余家”，“人民死傷數(shù)百”，被稱作“洪楊后未有之慘劇”。
大意失火則五花八門，如：吸煙遺火柴堆、鬧洞房放鞭炮、煤油燈炸裂引燃床帳桌椅、燃燭拜神失慎引起火災等等，更多的是與當時使用煤油燈照明、土灶燒柴火做飯有關，根本原因還是報道常說的“不戒于火”，疏于防范，麻痹大意。也有事發(fā)突然，猝不及防的情況，如：皮絲煙店碰翻油燈貨物著火、鞭炮店碰翻油燈點燃了鞭炮等。
故意縱火的案例不多，有發(fā)生在新壩的仇家報復，有發(fā)生在現(xiàn)柴桑區(qū)江新洲上的土地之爭，《九江市志》記載的1921年8月27日發(fā)生在白鹿洞書院的縱火案，可謂是無恥之極的縱火案?！按税赶凳〗逃龔d第三科科長王經(jīng)畬、星子縣圖書館館長梁亦謙、館員胡享所為。王經(jīng)畬上年夏奉命東渡日本考察教育，私將藏書售于日本人，得贓款20萬元?；貒髮⑺劫u書卷秘密運走之后，乃縱火滅跡?！本坝翊ㄏ壬姆Q此案疑點頗多，認為史載的不一定是事實。
火災災情
因為直接經(jīng)濟損失不好估算，我們且按現(xiàn)行火災等級劃分標準中的傷亡標準作簡單定級，前述陳文帝天嘉五年火災、“江永”輪爆炸和九江兵變，都是“特別重大事故”；1899年8月21日發(fā)生的西門外碼頭湯恒興爆竹店火災，死11人傷2人，定為“重大事故”；1947年4月16日，牯嶺街特大火災致10余人受傷，屬“較大事故”；其余皆為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傷，只能屬“一般事故”。
日軍在九江縱火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據(jù)《九江人民革命史》：日寇在侵占九江地區(qū)的七年中，殘殺民眾113648人，傷害81403人，燒毀房屋103841棟，造成財產(chǎn)總損失1587億元（1945年9月法幣幣值），其中相當部分是由戰(zhàn)火或故意縱火造成的。
永修縣發(fā)生的兩次火災，損失都是特別巨大。一次發(fā)生在1897年10月7日，永修縣吳城鎮(zhèn)豆豉街一家紙鋪老板兒子舉行婚禮，鬧新房時，醉酒的客人點燃鞭炮，拋于新娘身邊嚇唬新娘為樂。床帳板壁燒起來后，客人不是滅火，而是一哄而散。時值大風勁吹，風助火勢，雖然文武官員很快奔赴現(xiàn)場，火勢實在大大超出了當時的滅火能力。這場大火，一直燒到第二天午時才漸漸熄滅。報道稱“計燒去房屋二百余家”。后又報道稱“全鎮(zhèn)數(shù)百戶焚毀無遺，只余小屋數(shù)椽”。另一次發(fā)生在永修縣涂家埠車站后河街棉花機器廠內(nèi)，1919年10月12日下午一點左右發(fā)生火災，燒毀住戶店鋪將近二百余家、河邊停泊的大號民船一只，郵局、警局、稅局等政府機關也未逃一劫，“均成瓦礫場”。
消防滅火
從相關史載和報道中可以看到，九江地方官重視火政，商家店鋪注意防火。一旦發(fā)生火情，從官到民都能夠齊心協(xié)力奮力撲救。駐九江的道、府、縣官員及各類政府和地方武裝力量，能夠迅速奔赴火災現(xiàn)場，積極滅火、救災。即使離城較遠的八里坡失火，也是“聞警往救”。同時也說明，直到民國初年，九江都沒有消防隊，由軍警代行消防之職。
滅火最成功的當屬潯城火 藥庫起火。《申報》報道光緒三十年七月十二日（1904年8月22日）午時，九江城火 藥庫突然起火，已有六桶火 藥燃燒爆炸。當時，火 藥庫內(nèi)“貯火 藥數(shù)以千計，開花炮子為數(shù)甚多”。如果不能及時滅火，后果不堪設想。危急時刻，各級官員“飛輿到場”，各營官兵奮勇救火，竟然很快就撲滅了，避免了一場可怕的災難。這篇報道最后感嘆道：“不致釀成巨災，誠萬幸也?！?/span>
然而，另一次火 藥著火就沒有這么幸運了?！渡陥蟆穲蟮拦饩w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1899年8月21日）午后三點，西門外碼頭湯恒興爆竹店突然起火，同時發(fā)生了爆炸。店鋪炸毀，殃及前后左右共七家店鋪，報道稱“悉付一炬，室中百物，無一存者?！彪m然在當時九江的最高級別官員“道憲（臺）”的親自督戰(zhàn)下，大火被撲滅了，火災還是造成死亡11人、傷2人。值得贊揚的是，一位僑居店后的周姓勇士，奮勇從火中救出了六人。這次火災之后，一些有功名人士聯(lián)名上書，請求官府禁止街市開設爆竹店。德化縣令批準了這一請求，勒令“一律遷徙離城五里之外，揀選隙地，造房開設”。
消防器材
“水龍”是每次報道中都使用的詞語，如：“各處水龍亦齊至火場噴救”“即扛水龍前往灌救”“舁水龍馳往”等。水龍又稱“水銃”“唧筒”等，是清朝年間非常有效的滅火器。雍正六年（1728）皇帝“令各省督撫，于省會及府城，仿照京城之例，置備水桶、水銃、鉤鐮、麻搭之類”。九江是道、府、縣所在地，官府每個部門都必須置備這些消防器材，滅火時大家一擁而上，齊心協(xié)力。在史載和報道中，有多家公司、洋行的“水龍”也參與滅火，如：招商局、同順、寶記、義渡局、太古公司、阜昌洋行等，還有沒具名的“城外某綢號”，這也說明在九江商號中配置“水龍”已經(jīng)是相當普遍。
還有兩次報道中出現(xiàn)了洋人使用“救火 藥水”幫助滅火，“西商數(shù)人趕到，用救火 藥水數(shù)瓶拋入火焰中，火勢頓滅”。所謂“救火 藥水”，無非是能夠立即產(chǎn)生二氧化碳的液體物質(zhì)。
周刊郵箱：jjrbcjzk@163.com
主編熱線：13507060696
本原創(chuàng)內(nèi)容版權歸掌中九江（www.aromanila.com）所有，未經(jīng)書面授權謝絕轉(zhuǎn)載。
編輯：王嘉琪
責編：劉蕓
審核：朱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