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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理學之都”瑣議 （上）

■ 方國棟 曾國祥

在轟轟烈烈的民族復興運動熱潮中，各地都在發(fā)掘和提煉自身歷史文化中的瑰寶，以文化來強市強省。目前九江議論得比較火熱的，就是打“理學之都”這個文化品牌的議題。九江要不要打“理學之都”這個文化品牌，取決于三個前提：一是“值不值”；二是“能不能”；三是“好不好”。這里，筆者就這三個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是值不值？理學誕生迄今已近千年，它所主張的“存天理，去人欲”這一核心理念，高揚了作為社會的人的理性，彰顯了文明社會所需要的道德文化，實現(xiàn)了對于古典儒學的重構。這里所要“去”的“人欲”，自然不是人的基本物質需求，而是指違背道德準則甚至國家利益的非分之欲。士人能做到、高官也能做到、上下皆能做到這“一存一去”，社會治理的難度就大大降低，社會文明的程度就大大提高。

最為難能可貴的是，周敦頤、朱熹心心念念的道統(tǒng)觀，終于賡續(xù)下來了。周敦頤在《通書·道第六》中說：“圣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敝祆湓谀峡灯陂g，為《四書集注》補注，在白鹿洞書院修復后以“《中庸》第一章”為題開講，《中庸章句序》中的開篇語說：“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圣神繼天立極，而道統(tǒng)之傳有自來矣?！薄暗澜y(tǒng)之傳”終于塵埃落定，標志著自韓愈801年寫作《原道》到朱熹1180年白鹿洞書院開講，幾代道學家們“賡續(xù)道統(tǒng)”的使命，歷經艱辛曲折終于完成了。今天民族復興的熱潮中，我們以“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道統(tǒng)觀，與周敦頤、朱熹所代表的理學，甚至與以董仲舒為代表的經學、以孔孟為代表的原始儒學，都是一脈相承的。這個“脈”，就是仁義之脈。用今天的話來說，“仁”就是一切工作為了人民，“義”就是為人民的事業(yè)敢于擔當。孔孟如此，董子如此，周子朱子如此，中國共產黨尤其如此。

千年理學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的重要根脈。當然，也有人不這樣看，說什么“崖山之后無華夏”，“四書之后無六經”，說什么“理學是中華民族性格扭曲的罪魁，是中國近代落后挨打的禍首”，不一而足。這些人要么是“見木不見林”式的愚蠢，要么是玩弄“釜底抽薪”式的陰謀。在他們看來，顛覆了理學，中華文明的傳承、道統(tǒng)的賡續(xù)就是一句空話了。殊不知，中華千年理學不僅賡續(xù)了道統(tǒng)，而且更上一層樓，徹底改變了漢以后700多年的“玄學流行”與“儒釋道并立”的格局，從而成為千年官學了。宋明理學雖然是以周敦頤、二程、朱熹等學者率先建立起來的，但被宋元明清的朝廷所采納、為廣大士人所奉行、為億萬民眾所接受，顯然這種劃時代的理論，既響應了古老儒學重登歷史舞臺主位的呼喚，又滿足了所處時代的需要，亦是后世敘述歷史篇章的濃重之筆。

就九江兩千年歷史而言，文獻記載較翔實的，乃從東晉始。東晉至南唐六百年，是陶淵明時代，宋以后近一千年是周敦頤時代。據(jù)學界研究，陶淵明這位“中古時期的大思想家”（陳寅恪語），可以說是宋明理學的開啟者（參見茍小泉等《陶淵明哲學思想研究》），周敦頤所提到的道學諸問題，陶淵明在他的詩文中都有所涉及。清代文人方文游了廬山之后，在一首名為《鸞溪》的絕句中，發(fā)出了這樣的感嘆：“我愛廬山賢，陶公與周子。虎溪復鸞溪，千年留不止?！倍畟€字把九江文化的精髓算是說透了。毛主席十三歲時寫的《五古·詠指甲花》中也有這樣的句子：“淵明獨愛菊，敦頤好青蓮?！笔畟€字言簡意賅，九江歷史文化的綱，盡在其中。由此不難看出，一位理學的開啟者，一位理學的開山祖，理學這根線，正是九江歷史文化的主脈。

理學既是千年官學，又是九江歷史主脈，九江打“理學之都”這張文化牌，不僅值，而且是再榮幸不過的事了。

二是能不能？回過頭來，人們又會問：九江這么一個中小城市，能冒昧地自稱為“理學之都”嗎？

能不能，當然不能憑空說了算，更不能自說自話，僅由一家來定。

首先，我們要看周敦頤是不是理學開山祖。朱熹在《記濂溪傳》中說：“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廬內翰，借得所修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于是始得立傳，作史者于此為有功矣。”看來，史家與朱熹取得了一致意見：周敦頤排在了程（程顥、程頤）、張（張載）的前面了，立周敦頤為理學開山祖，構成了共識。黃宗羲在他的《宋儒學案·濂溪學案》中說得更直接：“孔、孟而后，漢儒止有傳經之學，性道微言之絕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復橫渠諸大儒輩出，圣學大昌。故安定、徂徠卓乎有儒者之矩范，然僅可謂有開之必先。若論闡發(fā)心性義理之精微，端數(shù)元公之破暗也?！痹侵芏仡U的謚號，由此而論，稱周敦頤是理學開山祖，朱熹時代和后世學者都是一致的。

其次，看濂溪是道縣原來就有，還是周敦頤在九江名溪為濂之后道縣才有。如果道縣本來就有濂溪，那么，真如度正（1166～1235）所說：“先生年十二，志趣高遠，里有濂溪，溪上有橋，橋有小亭，先生嘗釣游其上，吟風弄月?！倍日摹吨芏仡U年譜》當寫于1190至1200年之間，就此時而言，道縣有濂溪不足為奇。不過，《道縣志》（一九九四年版）中“濂溪河”條卻是這樣闡釋的：“濂溪河，古稱營水，發(fā)源于都龐嶺東側縣月巖林場天嶺沖東北。流經清塘、久佳、營江鄉(xiāng)，至縣城西關橋匯入瀟水……”真相不說自明，周敦頤時代道縣只有營水，且流經周敦頤的家鄉(xiāng)；度正時代鄉(xiāng)人為紀念周敦頤這位理學開山祖，才將營水改稱濂溪。所以，永州學者張官妹呼吁：“‘濂溪’原為廬山的居前小溪命名，而不是道縣家鄉(xiāng)的小溪之名，道縣的‘濂溪’應是沿用了廬山的溪名。”（《“濂溪”名之緣由》，上饒師范學院學報第25卷）話說到這個份上，再要硬說周敦頤在廬山名溪為濂，是為了懷念家鄉(xiāng)的那條濂溪，恐怕也就難以啟口了。

不過，度正畢竟是朱熹的高徒，他在《年譜》“六年辛丑”一段中就說得很中肯：“（周敦頤）道出江州，愛廬山之勝，有卜居之志，因筑書堂于其麓，堂前有溪，發(fā)源蓮花峰下，流合湓浦，先生濯纓而樂之，遂寓名以濂?！边@里，并沒有半個字說周敦頤是懷鄉(xiāng)念祖才在廬山名溪為濂的?！赌曜V》前面所講的“里有濂溪”，那是度正時代實實在在有的呀，當然，度正如果能像《道縣志》那樣在“里有濂溪”后面注上“古稱營水”的字樣，就更完美了。

我們只是想說，作為九江人，在各種材料都很翔實的前提下，應該有這種自信：濂溪本為九江才有。

再者，“濂溪”在九江，“濂學”也一定是九江誕生的嗎？這個問題就有點復雜了。周敦頤一生在十三個地方任職，早在1046年任南安軍司理參軍時便作《太極圖》，授予年尚十四五歲的二程，成為史上一段佳話。只是《太極圖說》寫于何時何地，沒有找到史料證實。歷史不允許隨便猜測，但合理的推論倒不排斥。周敦頤兩部有代表性的哲學著作《太極圖說》《通書》，涉及的領域甚為寬廣，既有宇宙論，又有人性論、道德論、功夫論，《太極圖說》中就提到了無極與太極、動與靜、陰與陽、乾與坤、男與女、形與神、善與惡、吉與兇、柔與剛、仁與義、生與死以及三才、五行、五性等一大串命題，《通書》更是圍繞《易經》論述了四十個問題，不僅要一個一個問題拿捏，而且要納入一個總范疇中通盤思考，前人可借鑒的資訊又不多，三年五載是很難說得圓滿的。他三次來廬山（1061年、1065年、1071年以后），曾分別與東林寺?？傉沼X禪師、歸宗寺佛印了元禪師以及真凈克文禪師交流，就無極太極和易經等一系列問題與這些高僧切磋，從而真正做到援佛入儒，完善他的道學理論架構。因此，說《太極圖說》《通書》兩部哲學著作直到晚年還在修訂潤飾，是很有可能的事。

至于周敦頤學說的命名，那是后人的事。當代著名哲學家、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在《〈朱熹與江西理學〉序》中說：“宋代的理學代表人物及其學術，在歷史上習慣用四個地域的名稱加以概括，即：濂、洛、關、閩。其中，濂學指周敦頤的思想，周敦頤晚年定居廬山，將一條小溪命名為‘濂溪’，在溪上筑濂溪書堂，學者稱其為濂溪先生，濂學以此得名?！北本┐髮W哲學系教授、博導楊立華在《周敦頤是宋明理學的真正奠基者》一文中說：“周敦頤晚年定居廬山的時候，在其住所附近有一條小溪流過，他就把這條小溪命名為濂溪。他在那里建了濂溪書堂作為自己讀書的地方，所以后世一般稱他為周濂溪?！蹦喜髮W著名教授朱虹在《宋明：江西文化的巔峰》一文中也說：“周敦頤長期在江西為官，晚年寓居九江，其學術流傳自廬山濂溪而始?！?/span>

這三位先生所言各有其重，陳來先生強調“濂學”這個名稱是按地理名稱來定的，濂溪在廬山，自然濂學源自廬山；楊立華先生強調周敦頤之所以號“濂溪”，是因為他在廬山名溪為濂，且晚年在那里居住，如果說濂學是周濂溪之學，也是因廬山濂溪所致；朱虹先生強調周敦頤的學術流傳自廬山濂溪而始。三位先生從不同的角度出發(fā)，最終說的都是濂學源自九江。那么，稱九江為“理學之都”，還要猶豫嗎？

（未完待續(xù)）